Executive Summary总摘要
　　·Part I　Summary of the Keynote Speech　　
　　　第一部分 大会主旨发言摘要
　　·Part II Summary of Panel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s
　　　第二部分 分组报告与讨论摘要
　　·Part III Summary of Training Workshops and Capacity Assessment
　　　第三部分 培训班和NGO能力评估摘要
　　·Part IV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第四部分 结论和建议
　　·Part V Acknowledgement
　　　第五部分 鸣谢

Appendix 附件

　　A、 List of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d
　　　　参会组织名单
　　B、 List of Media Agencies and Sample Reports
　　　　参会媒体和报道
　　C、 Forum Photos
　　　　论坛照片

　　第三届中国国际民间环境组织合作论坛2003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是中国民间环境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聚会。参加此次论坛的有来自184个组织（包括35个国际组织）的426名代表，包括民间环境组织的代表,研究人员、大学生和政府官员等。45家媒体对此次论坛进行了报道，其中包括13家国际媒体。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第一天是为期一天的民间组织(NGO)管理、评估与发展培训班，讲授NGO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交流和宣传的方法。同时对西南地区的民间环境组织的能力进行了评估。

　　 在第二天的开幕式和大会发言后, 代表们就以下三个主题进行分组发言和讨论：
　　　　1）中国NGO发展环境
　　　　2）公众参与及伙伴关系发展
　　　　3）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

　　 在“中国NGO发展环境”的讨论中，发言者和代表们一起讨论了有关法律条文、NGO能力培训以及筹资策略的问题。现存的关于中国NGO管理的法律条文已经明显滞后于NGO的发展，需要立即进行调整。在“公众参与及伙伴关系发展”的讨论中，代表们讨论了妇女儿童教育、可持续消费以及媒体和舆论导向的问题。代表们相信NGO和媒体应该更加紧密地共同协作，向公众和儿童宣传环境保护。在“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讨论中，主要讨论了全球化的影响、退耕还林政策以及农村发展和生态恢复的问题。专家们指出为了确保生态恢复的持续性，必须帮助农民发展其他的收入来源。另一个小组还讨论了水资源管理问题。大会还举办了大学生环境组织分论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33所高校的70多名学生代表参加。这是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学生环境组织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交流经验, 共同讨论可能的合作。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 莱斯特.布朗先生做了大会主旨发言。他说到如果不采取合适的措施的话，全球食物短缺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原因在于地下水位的下降（全球范围内的水短缺）和全球气候变暖。

　　 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北京地球村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承办。主要的资助机构有美国国务院海洋、环境和科技局和美国保护国际的关键生态伙伴基金。

　　 本报告包括大会主旨发言、分组演讲、分组讨论和培训班讲授内容的摘要以及关于中国环境NGO发展的建议。附录包括参会组织名单和其他相关的信息。

　　 何平　 博士
　　 论坛联合主席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
　　 2004年1月　华盛顿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联合国环境奖获得者,莱斯特.布朗先生做了大会主旨发言，他讨论了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和中国食品价格问题，并且指出提高水、土地和能源的生产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世界，尤其是中国，正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危机。人们过度抽取地下水以满足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导致了地下水位下降。在华北，由于过度开采深层地下水资源，使得这一地区的储备水量日益匮乏。在华北各省，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已经引起了粮食产量的下降。山东省1997年一年的农作物减产损失达到了17亿美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专家收集的资料表明，从1977年开始，全球气温已经开始攀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平均气温比正常水平偏高0.26摄氏度；而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平均气温则偏高0.40摄氏度。气温升高对粮食生产有两个直接的影响：第一，气温升高会减少在华北以及美国玉米地带等主要粮食产区的产量；第二，气温升高引起海平面上升，导致耕地的减少 （海平面每升高1米，美国将失去14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海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将被淹没）。

　　地下水水位下降、气温升高和迅速城市化已经对中国的粮食生产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2003年，中国的食品价格开始上涨。虽然中国的粮食减产可能可以通过从别的国家进口粮食来弥补，但是由于受到产量和技术的限制，外国输入的粮食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的需求。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的粮食供给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要想阻止粮食的进一步减产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关键是要提高水、土地和能源的生产力。 增加水产量的方法之一就是采用合理的价格来刺激生产率。如果水的价格上涨10％，灌溉用水量会减少1％－2％，而民用和工业用水会减少更多，达到3％－7％。自从1997年开始，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水的价格已经开始上涨。增加灌溉水的效率会减少农业生产中水资源的流失，比如在水渠中加上塑料薄膜或者水泥，发展高架喷水系统和进行滴灌等。其他的方法包括：用激光平整土地，改种水利用率更高的作物，比如从种水稻改种小麦。提高非农业用水的产出也有许多方法和技术。

　　1950年的时候,1公顷土地可生产1.1吨谷物，而到了2002年,1公顷土地可生产2.8吨谷物。世界粮食的产量已经很难再维持持续、快速增长了。 我们必须找出其他办法来提高土地的产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采用了多品种间种技术了。如果农业研究和农场政策允许的话，美国的农场主也应该采用这些技术。另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蛋白质产品的生产率，因为37％的谷物被用于生产动物蛋白。由于鱼可以高效转化为蛋白质，在今后的十多年，水产品产量的迅速增长有可能超过牛肉的产量。用农作物的残渣（稻草，麦秸及玉米杆）去养牛，羊，会使农作物获得再次利用。印度已经在利用牛把农作物的残渣转化为牛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很可能也紧随其后，利用农作物的残渣来提高蛋白质的产量。

　　通过提高能源的生产力来减少新建电厂还是有巨大的潜力的，并且这样可以控制碳的排放量。有些办法是既简单有非常有效的，例如，禁止使用不可再装的饮料罐，减少使用白炽灯泡，加倍汽车燃料的利用率，重新设计城市交通系统。还应积极鼓励风能、太阳能等其他能源的使用。如果从今往后，我们能使风能、太阳能的生产力增加一倍的话，由风能、太阳能转化的主要电力成本将急剧减少。燃料电池的发展带来了氢燃料经济的发展。到2015年，如果我们有先进的技术和正确的政策， 完全有可能实现将碳的排放量减少一半。

主题一：民间组织发展环境与能力建设

　　“民间组织发展环境与能力建设”主题分三个议题：１）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２）民间组织的能力培训，　３）资金来源和筹资方法。

　　专家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兴起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及《中国21世纪议程》的制定。在此前的相当长时期内，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环境保护公共事务，公众参与非常有限；环保团体数量很少而且几乎都是政府附属机构，代表政府行使环境治理职能，其发展水平也非常滞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规模和层次在不断提高，但仍然面临着众多不利的因素，他们总体数量少、规模小、资金匮乏、行动受限、组织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受到严重的制度约束。多数民间组织内部存在着定位失当、管理体系不畅、组织不稳定、项目效果有限等问题。

　　环境民间组织的成长受到严重的制度环境约束。主要表现在：
　　1、民间组织成立审批：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审批等同于其他社会团体，在资金、会员人数、场地设施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且，“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经过其业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据1998年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是一种纯粹公益性的社会团体，应当可以放宽成立条件。另外，有关政府部门通常也不愿意做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主管部门，导致它们往往不得不以企业身份注册。

　　2、在运营方面，由于缺乏正式制度的支持，环境民间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在经营管理上容易受到政府部门制约，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力维护；政府和民间组织之间没有有效的沟通、参与、反馈、协调机制，不能充分起到代表公众与政府沟通、为环境政策制定提供建议、监督企业环境表现和公共环境项目执行的作用。

　　针对这种问题，李艳芳、王南林等指出，必须改善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法制环境。首先，从政府角度讲，需要国家立法对环境保护民间组织的设立与登记创造宽松的法律环境。其次，政府应当建立对非政府组织意见的反馈机制并尽快明确民间组织的法制地位，保护其正当权利，并建立起规范的管理制度。从环境民间组织角度讲，要做到：
　　1、积极参与国家立法的制定。我国《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组织、机关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这至少从原则上提供了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参与立法的条件。

　　2、积极参与环境项目规划、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对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反映公众利益和愿望，利用专业知识，维护公众权益。

　　3、积极参与环境管理制度的实施。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应当积极参与到环境标准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环境标志制度等的制定和实施中，并代表公众或社区与企业就环境问题进行谈判、合作。

　　4、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民间组织虽不能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能为国际环境条约缔约和履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会学者还指出，在环境建设方面，除了政府和民间组织自身要努力改善法制环境外，社会公众也要对民间组织的活动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除不利法制环境外，多数草根民间组织业同时面临着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组织定位不明确，组织设计不合理、管理制度混乱，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稳定性等。这些正在严重威胁着环境民间组织的项目运行效率和组织可持续发展。一些大型国际环境基金正在开展针对它们的培训计划，帮助提升组织能力。美国大自然保护联盟确（ＴＮＣ）的Kathleen Shrucliff 指出，培训组织能力应当将重点放在培训当地的组织发展培训员，使他们能够培训更多的志愿者，从而使民间组织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使资金效率最大化。黄浩明和Dorit Lehrack介绍了CANGO的民间组织的培训计划。ＴＮＣ的李小军介绍了中国民间组织能力培训的计划。香港地球之友吴方笑微女士系统介绍了环境民间组织的组织定位、战略管理、组织管理、项目运作等方面内容。她认为，环境保护民间组织至少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使命、方向、队伍、知识、才能、系统、伙伴、资金，其基本角色可以划分为智囊团、政策顾问、监督者、意识传播者、培训者、游说者、消费者权益保护者、项目示范管理者。民间组织必须处理好与企业、政府、媒体、其他社会团体、学者、区域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处理好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能提供给志愿者的不可能是物质激励，要想使组织保持吸引力，必须有良好的组织环境，而且能帮助志愿者成长。这包括培养志愿者调研才能、IT操作能力、公开演讲才能、项目管理技巧、创作才能、自强精神等。最后，她指出，环境民间组织的生命力在于组织定位、公信力、管理能力、人才、专业性和资金等，而脱轨、管理失当、失诚信、无创意、财务混乱等则是导致失败的致命伤。

　　资金来源和筹资方法是本组的第三个重要议题。作为非盈利公益机构，资金随时都会影响民间组织的项目运营，并成为困扰多数中小型民间组织的头号难题。如何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来自保护国际的孙珊介绍了“关键生态合作基金”在中国西南的发展计划，并强调对ＮＧＯ的支持。太平洋环境的 Melinda 介绍了计划在中国开展海洋保护项目，挪威的Arne Storronningen 就民间组织应如何获得项目资金做了演讲。他们强调了申请项目资金前制定详细可行的项目书的重要性，并介绍了申请国际环境保护基金的一般途径和程序。他们也介绍了发达国家环境民间组织资金及管理方法。接着，廖晓义指出，草根NGO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如何做好项目，资金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吴方笑微指出，即使面临资金短缺威胁，民间组织也不能失去原则，接受一些会影响组织公信力的捐助条件，如变相替企业做广告或接受污染企业的捐款——这对组织发展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与会人员还谈到了设立政府专项资金、实施企业捐助公益事业减免税收措施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

　　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刘锐博士在本组总结发言中指出，环境保护关系到所有社会公众的利益，环境民间组织应该而且可以逐渐发展成为环境保护事业的主体，在环境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更多地引导公共参与，配合政府行动，共同致力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这不仅需要社会为环境民间组织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也需要民间组织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建设。

主题二：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

　　“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包括三个议题：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农村环境问题，２）西部退耕还林经验与教训，３）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保护与扶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国内多家单位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0多位专家做了专题发言。各位发言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环境保护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做了精彩的演讲，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齐晔教授指出中国的生态恢复与重建，不仅使本国人民受益，而且将使整个世界受益。他还对如何评价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效应做了进一步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周立副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发展观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对经济增长的迷信；二是对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迷信。他指出中国生态的脆弱性存在区域上的不均衡性，表现为西部地区要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要高于东部地区，要改善中国生态环境，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学者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并付出切实的行动。管理环境服务URS咨询公司（上海）的高级环境工程师Anthony Maxwell 认为，中国外资的引进，对中国经济发展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它造成了中国工业排污加大，从而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污染，并影响到多国环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曾寅初副教授分析了中国破坏森林资源违法犯罪经济特征，提出应适当调整中国有关林业制度和政策，以促进林区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

　　（2）退耕还林问题。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副处长吴传颖女士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背景、主要政策措施及其成效，并对中国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中“生态目标如何实现”和“如何对农民补贴”两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3）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国际鹤类基金会总裁James Harris分析了生态旅游对生态保护的影响，指出生态旅游应起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和对当地人有益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李彧辉博士提出，社区共管是一种新型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可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食品安全与绿色食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王志刚副教授指出食品质量安全给农业带来巨大影响，中国应当重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他介绍了用以解释农产品质量政策的合意理论，阐述合意理论和正当化秩序的关系，以及四种形成依赖秩序的途径，并用该理论对如何提高中国食品质量安全提出建议。中国农业大学白瑛女士分析了现代农业以牺牲环境去追求高产的弊端，提出了要鼓励生产绿色食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辛毅博士则阐述了农村环境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农产品质量竞争力低下是中国农产品出口受滞的重要原因，并提出了只有加大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治理，注重食品质量安全，中国农产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崭露头角。

　　（5）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马九杰副教授简要的概述了农户面临的风险类型、农户应对风险的策略、社会风险管理的机制、中国农户风险应对行为和中国农业与农村保险的发展等多个方面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朱信凯博士认为开拓中国农村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根源在于，各项政策措施设计与出台的时序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总体目标及分阶段目标不相适应，他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提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政策耦合实施的最佳时序设计——金字塔模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陈卫平博士则对中国当前农户承包土地流转问题作了全面地探讨，他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绝大多数农村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土地流转的经济社会条件，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流转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规范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行为。

主题三：公众参与及伙伴关系  

　　关于“公众参与伙伴关系”, 与会代表就以下三个议题展开热烈地讨论：

　　第一个议题是“妇女，儿童与环境教育”。主要是讨论中国当前的妇女、儿童与环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的措施。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的文佳军理事主要论述了“NGO组织在教育下一代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农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失学严重，其根源在于中国农村教育的目的不明确，仍然延续传统科举教育的弊端。因而，她提出，中国农村教育应实现转型，应注重普及社区生活、人口机制和控制、妇女权益、社会公平、基本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和环境公正等知识。她还提出，要借鉴国际NGO组织在资助农村教育的经验，并将其向中国农村地区推广。浙江大学环境科学系王莉红女士就“开展幼师院校学生的环境教育”作了报告。她认为当前幼儿园缺乏环境教育是一个通病，因而，她建议要加强环境教育立法，要尽快建立一支从事专业环境教育的师资队伍，并呼吁环境科学专家与教育学专家联手致力于环境教育的研究与探索。中国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文献与研究中心主任Eva Sternfeld博士的议题是“中国学校的赢利性环境管理”。她提出“赢利性环境管理”模式是一种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管理能力的良好管理模式，应当在中国学校广泛推行。“性别行动”主席 ELAINE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讨论了世界银行中国环境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性别影响，她指出，目前世界银行在中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项目中很少考虑性别影响．世行项目在征用土地时未考虑妇女土地所有权和迁移的特别问题，尽管从事农业的女性越来越多，但没有对妇女进行环保和资源保护的教育，以及农药对妇女生育的影响。此外，与会专家还就“在校大学生的环境教育问题”、“儿童的艺术环境教育”、和“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战略选择”等多个题目作了讨论。

　　第二个议题是“公共参与和可持续消费”，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消费市场各种现状的探讨，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来自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的杨方义以“绿色市场对零售环节的影响”为题做了演讲。他提出了实现“绿色营销”的三个环节：reduce, recycle 和reuse；并阐述了NGO在“绿色营销”中可发挥巨大作用。他认为NGO既可对生产者进行监督，又可以向消费者宣传绿色消费理念。香港地球之友的吴方笑微总干事的发言题为“生產者責任制個案研究”。香港地球之友在七月和八月期間，推行了以月餅生產商為對象的生產者責任制環保運動，并喻之为“嫦娥行动”。她用大量的数据阐明了中国月饼市场造成的严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状况。她还指出，在规划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要发挥导向作用，同时也要积极发挥NGO的作用。中国农业大学的白瑛女士，她也是北京市迎奥绿色运行动宣讲团的成员之一。她在讨论中指出现代食品存在两大严重问题，其一是带有污染物，其二是营养物质含量逐渐下降。这些问题是当前各种疾病患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她提出，选择无污染的食物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要懂得自我保护，比如心态上调整，坚持适当的锻炼和休息，增强免疫力；还有多喝水，多食用含大量纤维素的食物，尽量选择粗粮等等。

　　第三个议题为“媒体与舆论导向”。与会代表主要有NGO成员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相关负责人，如绿色家园总协调人汪永晨女士，香港凤凰卫视杨东平先生，中央电视台藏公柱编导以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资深记者苏京平先生。会议代表们计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讨论了媒体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问题。多数代表认为，环境保护中要对媒体作用给予充分重视，但不能有太高的期望值。（2）讨论了媒体在环境保护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苏京平先生认为，媒体要“大胆真话真说”，但也要“理智实话实说”，不能让报道失真。也有代表提出，要改进记者之间信息沟通不充分的现状，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与机制。(3) 讨论了NGO的作用问题。代表们呼吁，NGO应当多与媒体合作，要成为群众与媒体之间的桥梁，要把群众对环境问题的意见及时地传递给媒体。

主题四：水，水，水

　　水，水，水主题由Northern Watertek公司经理约翰·陈主持。浙江大学的穆贤清博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副总裁Samuel Sage及贵州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中心主任黄明杰分别发言。分论坛主要探讨了贵州省草海自然保护区的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问题。各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该地区的现状，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各自的设想。三者均认为草海周围的贫困人口对环境保护形成了巨大压力，需要通过提高农户发展经济的能力，缓解贫困，减轻其对环境的压力，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穆贤清博士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机理。他介绍了草海的概况、草海生态环境与社区发展的历史变迁以及草海合作项目。80年代以前以政府为主导对草海进行排水开发，给草海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80年代以后政府又对草海进行恢复和保护，但是这又与社区居民的生活产生了矛盾。草海环境保护面临着以下问题：草海周围的农民依然贫困，温饱型的生活水平对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社区的人力资本积累落后，资源管理体制混乱而且脆弱。因此，穆博士提出，通过设计合理的治理结构对社区资源和环境进行治理。治理结构主要涉及三个主体：政府、当地农户和草海保护区管理处。治理结构中首要的是决策权的配置，而决策权配置的基础是明晰资源产权，这主要包括水权（包括取水权、排污权）、捕捞权、农地耕作权和旅游开发经营权。明晰的产权需要由法律来确定和维护。因此，黄博士认为，要培育宏观制度环境，建立和完善资源产权立法、自然保护区立法加速农户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积累；构建社区、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团体广泛参与的决策制衡机制；规范社区农户行为、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还权于民.以此来增加当地农民的财富与谋生能力，减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实现生态环境与社区经济发展的双赢。

　　Samuel先生则用丰富的图片生动地地展示了草海的现状，以及草海在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草海周围社区的贫困与当地生态良性发展相冲突，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湖盆淤积，工业废水处理不当和生活污水乱排乱放造成水体污染，锌矿冶炼厂导致空气污染，过渡捕捞，草海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种群数量下降等。因次，他提议制定草海整体流域管理计划，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对草海地区进行科学研究，进行基础的自然资源调查和管理，并进行生态监测；使草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增加非消耗性自然资源的利用。同时，他还提出了方法建议，如对现有的自然资源资料进行评估和数据更新，召集利益相关者会议，落实试点项目等。

　　黄明杰主任以详实的数据介绍了草海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重点介绍了政府在草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介绍说，从1992 年起，草海就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规定以草海的集雨区域为其管辖范围，实际上主要的管理对象是草海周围的湿地及居民。该保护区由草海自然保护区，贵州省环保局和威宁县政府共同领导。政府在环保方面进行了许多努力，如取缔草海周围的小铅锌炉，组织制定草海流域管理规划，进行污水治理，同时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如威宁县制定了相关法规，动员全县人民来保护草海环境。但是在管理方面存在着部门与行政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制定规划方面还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并提出以后应吸取以往的教训，让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都得到表达，让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治理相结合。

　　与会者对发言进行了讨论，并对草海的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提出建议。Samuel先生对此进行了点评。他说，社区的经济发展要拓宽思路，不要只局限于种植业这种狭义农业，在不破环环境的前提下也可以发展旅游业和渔业。

• 大学生环境组织分论坛综述

　　来自全国各地15省35所高校环境组织的70余名代表相聚中国人民大学，就大学生参与环境事务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次分论坛由西安大学生绿色营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环境组织联合主办, 为了与更多的未能参加大会的学生组织分享论坛成果和经验，西安大学生绿色营特地对本次论坛的全程再现，与大家一起分享。

    在本次大学生分论坛中，代表们满怀热情，畅所欲言，分享了全国各地优秀学生环保社团的成功经验，大家认为, 成功的环保社团应具有民主的机制, 良好的团队意识, 明确的目标(短期和长期的), 应当让社团的成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管理,计划和项目的实施。社团之间，特别是同一地区的社团应当加强联系，共同开展一些有意义和有影响的活动。

　　代表们还就环境教育、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建立全国范围的资源共享、交流合作平台达成初步意向。代表们没有更多地领略北京的美丽风光，但是大家带着认真的思考以及对未来行动的决心回到了各自的地方，更好地发挥青年学生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这是自1996年大学生绿色营掀起中国大学生环保运动以来的8年间，中国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规模最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全国性的跨区域交流活动，并为中国大学生环境组织交流合作平台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播下的这些绿色种子定会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进程的中坚力量。

第三部分：培训班和NGO能力评估摘要

　　Tian博士介绍了“可持续性”的不同含义，并且引发听众们思考他们想持续的到底是什么。她介绍一些成功地增强了自身可持续性的例子，并强调了导致成功的关键因素和活动。培训班还介绍了“社会企业”的概念，并且将操作方式和通过可持续的方法完成一个组织的社会使命联系起来。

　　培训班讲授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和措施，以便于NGO在实现可持续性的过程中采取。那些和制度持续性相关的措施包括：重新定义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价值取向，实现有效管理和发展战略联系等等。那些和项目可持续性相关的措施有：改善质量、加强市场宣传和社团参与等等。

　　非盈利的目标就是让人们“买”我们的想法。如果不能沟通的话，研究成果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个培训班教授了九个有效沟通和交流的规律：
　　 1. 清楚的定义目标和可以衡量的进展
　　 2. 确定听众
　　 3．传达清楚、简单和简洁的讯息
　　 4．在改变策略前的战略思考和找到自身的定位
　　 5. 指明人们应该做什么？ 怎么做？以及为什么做？
　　 6. 实践案例：开始行动
　　 7. 根据目标听众群选择合适的策略和技巧
　　 8. 战略地和实际地做预算，并且和其他组织共享资源
　　 9. 引进专家并且信赖有能力进行有效沟通的人

　　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有效沟通和交流是社会变革活动中关键的组成部分。

　　保护国际特别支持主办了一个针对西南地区的NGO能力评估。现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小组讨论。以下是调查结果：
　　 1. 16个来自西南地区的NGO和6个来自其他地区的NGO参加了评估。在这22个参加者中，有63％在此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有37％接受过来自乐施会（参与）、温罗克国际农业发展协会（性别 ）、福特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培训。
　　 2. 在16个来自西南地区的NGO中，31％的组织年活动预算在1万人民币（约1200美元）以下，31％的组织在1万到5万人民币（约6000美元）之间，25％的组织在5万到10万人民币（约12000美元）之间，只有13％的组织预算高于10万人民币。50％的NGO没有正式注册过，37％的组织没有办事处和年度财政报告。
　　 3. 在项目方面，多数（16个中的11个）组织把计划集中在教育和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上。有7个组织汇报说他们的项目中有小型贷款；有8个组织说他们的工作与防止水污染有关；有9个组织把青年人作为他们的目标听众群体；有8个组织与妇女相关，7个组织与男性相关（他们并不相互排斥）。
　　 4. 85％的组织认为他们能制定策略、计划活动，他们有能力领导所确定的民众并且和他们一起合作。 约40-45％的组织认为他们需要增加筹款、提高公众认知度、加强财政管理和增加透明度。关于伙伴关系和网络，超过90％的组织已经和本地NGO、学校、本地政府有过合作。
　　 5. 在对培训的需要方面，筹款、项目管理和组织发展是最需要培训的几个领域。

　　本次论坛举办了培训班，评估了西南地区的NGO，讨论了有关NGO发展环境、公众参与、水资源管理以及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会议还举办了大学生环境组织的分论坛，讨论与这一民间环境组织的新生力量相关的问题。大会为NGO共享信息、交流经验和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交流和互动是多层次的：中国和国际、新生的和有经验的NGO、NGO和学术界、NGO和政府等。多数参加者认为这是少有的分享和学习的机会,由这次论坛发起的对话将比论坛本身持续的时间长的多。

　　在中国，有关NGO管理的合理的法律框架还没有真正建立。因为注册方面的困难，很多NGO还没有合法的身份。如果中国向真正的全民社会发展的话，政府需要修改现行的有关NGO注册和管理的规定。能力不够也是限制NGO影响的另一个因素,从对中国西南地区NGO的评估结果中看出，大多数NGO缺少在项目管理、筹款技能和组织发展策略方面的能力,60％NGO的年预算低于5万人民币（约6千美元）。由于缺少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企业捐赠这种在西方NGO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一直很少.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因公众的参与. 环境专家应该与教育部门合作，通过适当的方法把环境的概念介绍给学生。妇女受环境影响比其他群体更大，但是如果她们接受过有关环境的教育，并且组织得很好的话，她们可以成为环境保护的坚决拥护者。政府应该采取政策来推动可持续消费，而不是鼓励奢侈消费。NGO应当在引导消费者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媒体有关环境的报道有所减少，而他们是环境保护和NGO多年的朋友。因此，NGO应该给媒体提供更多有关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以便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中国大多数人口还是住在农村。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农村的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护仍然任务艰巨。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的政策已经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一旦政府补贴没有了，如何使农民仍然不去破坏这些树林和草场。生态旅游能给这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益处，但应当合理安排,使当地的生态系统不受到破坏。自从中国加入WTO，食品质量和安全成为一个问题,说除非食品质量有所提高，否则中国的农产品很难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

　　有关水资源管理的讨论集中在草海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上。大多数自然保护区都面临着来自周围居民的压力。因此在做计划的时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护维系环境保护的努力，必须考虑土地以外的增收途径。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大学生环境组织。这次的大学生环境组织分论坛为他们在一起互相交流信息、发展全国和地区性的协作机制创造了很好的机会。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帮助大学生接受环境教育，而且在于为今后的NGO领导人提供训练的机会。我们希望，将来这些组织在中国环境保护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为了促进环境NGO的发展和增强这些组织在中国环境保护领域的作用，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以下是三点建议:
　　 1. 放宽注册要求，向给环境NGO捐款的企业提供税收激励。
　　 现行的政策规定，NGO在注册时必须有其政府主管部门，并且要得到主管部门的同意。但是多数政府部门，包括环保局，都不愿意做NGO的主管部门。因此NGO要得到批准就非常困难了。所以，政府应当取消这项规定，使得NGO可以在良好的法律框架下运行。
　　 根据现行规定，只有向规定的慈善组织捐款的企业才可以得到税务减免。环境NGO也应该属于规定的慈善NGO，因为环境属于公共领域。环境NGO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利于世人，更有利于后代子孙。没有资金来源，环境NGO就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
　　 中国的战略是逐步迈向“小政府大社会”，这也是新世纪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如果法律和金融系统不随之做适当的调整的话，将无法实现这个战略。
　　 2. 发展培训计划，增强NGO能力
　　 针对西南地区NGO的能力评估得出的数据表明，大多数NGO都缺少项目管理，筹资和组织发展方面的经验。因此我们急需开展一些培训计划来帮助NGO的成长。由于有些NGO已经很有经验了，而有些需要基本的知识和方法，在设计培训计划的时候就要考虑到不同发展层次的需要。另一个途径就是“培养培训师”，就是全面培训可能的培训师，然后再让这些培训师对基层进行培训。这些培训项目可以和国内的大学一起合作，因为他们可以提供足够的人员支持。
　　 3. 发展小型资助基金，为自然环境保护计划和NGO能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前面已经讨论过，缺少筹资渠道是阻碍环境NGO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NGO名录进行的调查显示，在这次论坛上，每个NGO至少提出三个他们明年想发展的计划、想法。有些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一定的资金，多好的想法也无法实现。实际上，多数NGO对资金的要求并不多。一个预算只有$5000到$10000的小额资助可以带来巨大的帮助。这些NGO的计划可以是任何形式的保护活动，也应该同样有助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建设。基金经理和官员应该不仅仅是挑选资助项目，还应对NGO发展计划、执行和管理项目以及撰写报告和文章等等提供帮助。

Main Forum Sponsors主要赞助单位

Bureau of Ocean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Department of State, USA,
美国国务院海洋,环境及科学事务局
Critical Ecological Partnership Fund,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USA
美国保护国际关键生态伙伴基金

Co-sponsors 共同赞助单位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
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 国际鹤类基金会
Pacific Environment 太平洋环境组织

指导委员会：（按英文 / 拼音姓氏排列）　
　　 班理，陕西妈妈环保志愿者协会副总干事
　　 马克. 布路狄，中国环境基金会（美国）总裁
　　 张丽萍，香港长青社总监
　　 冯俊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费达律师，百威吉和钻石律师事务所，国际部主任
　　 纪宝成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吉姆. 哈里斯，国际鹤类基金会总裁
　　 卡托拉.刚择布克太平洋环境组织总干事
　　 郝克明,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部主任
　　 何平博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总裁
　　 雷朵莉，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国际顾问
　　 梁从戒，自然之友主席
　　 廖晓义，北京地球村总裁
　　 李来来博士，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总裁
　　 李晓军博士，美国大自然协会北京部主任
　　 刘锐博士,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董事长
　　 吕植博士，国际保护联盟中国部主任
　　 吴方笑微，香港地球之友总干事
　　 塞缪尔. 赛奇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副总裁
　　 伊娃. 斯特菲特博士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文献与研究中心主任
　　 汪永晨，绿家园总协调人
　　 杨仁泰，美国环保总署中国地区资深主任 　

Steering Committee
Li Ban, Deputy CEO of Shannxi Association of Mother Environmental Volunteers
Marc Brody, President of US China Environmental Fund
Lister Cheung, CEO of the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Hong Kong
Dr. Jun Feng, Vice-president of RenminUniversity of China
Richard Ferris, Attorney of Beveridge & Diamond, P.C.
Catriona Glazebrook, Executive Director, Pacific Environment
James Harris,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
James Harkness. Chief Representative, WWF/China
Dr. Ping H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Baocheng Ji, President of RenminUniversity of China
Dorit Lehrack, International Advisor of China Association fro NGO Cooperation
Congjie Liang, Chairman of Friends of Nature
Sheri Liao, President of Global Village of Beijing
Dr Lailai Li,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
Dr. Xiaojun Li, Director of Capacity Building, China program, The Nature Conservancy
Dr. Rei Liu, Board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Dr. Zhi Lu, Director of China program, Conservational International
Mei Ng, CEO of Friends of EARTH-Hong Kong
Samuel Sage, Vice-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Fund for China’s Environment
Dr. Eva Sternfeld, Director of China Env. and Sustainable Dev. Reference and ResearchCenter
Yongcheng Wang, Co-leader of Green Earth Volunteers
Dr Jentai Yang, Sr. Program Manager of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