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数以千计的国际民间组织在中国开展了活动和项目。他们为残疾人，妇女，儿童提供福利援助；帮助救灾，赈灾；帮助改善环境和物种保护；协助引进技术和制定规范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目前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国际民间组织管理规范，大多数民间组织并没有在政府相关部门注册，很多是以项目合作协议的方式在开展活动, 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没有法律地位，基本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况不利于他们在中国开展积极有效的工作，也妨碍了中国与国际之间的交往。

　　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三大基本结构，民间组织在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活动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国际民间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1）人文援助;(2) 环境与发展;(3)私营基金会：（4）非盈利的专家咨询机构；（5）专业协会。

　　人文援助组织最早是一些宗教团体,19世纪中叶“红十字会”的建立促进了人文援助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化，它的建立推动了为战俘和伤员提供人道援助的“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和实施，1919年成立的“援救儿童基金会”在上个世纪促进了许多国家对儿童保护的立法，“国际乐施会”从1942年以来向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穷人和灾区提供救助。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对环境和生态带来了相当的破坏。为此人们对发展产生了新的认识。一大批环保与发展组织，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和“环境保卫基金”等，积极开展环境和生态保护，并促进美国国家环保署的设立。这些组织促使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加大对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使人和自然达到和谐共存。

　　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积累促成了富有阶层的形成，不少人将私人财富投入到公共慈善事业，这就形成了规模可观的私人基金会。目前全球大约有六万五千家基金会，每年向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投入300亿美元。其中知名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比尔.盖茨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支持教育，卫生，环境和扶贫等公共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既促进了社会发展，又缓和了贫富差距的矛盾。

　　非赢利的专家咨询机构和专业协会是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专业的分工所促成的。私营基金会希望在深层次上帮助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要求有专业性的机构来完成其项目，像癌症，艾滋病研究等，同时专业标准的制定，新技术的推荐和认可又需要有行业专家和协会来参与，目前这类民间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如“温洛克国际”，“国际家庭健康组织”，“美国水环境联盟”等。

　　这些民间组织来中国开展项目基于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巨大的人口，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一些组织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开展了人道和援助项目，如“帕思（PATH）”在湖南边远地区帮助乙肝疫苗的推广，“温洛克国际”在西南地区推广农业新技术等；二是中国丰富的物种资源，经济的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破坏，不少动植物濒临灭绝，因此有关国际组织帮助中国恢复生态，保护物种，如“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从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开展保护大熊猫的项目，使大熊猫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援助。“福特基金会”的环境与发展计划重点在中国的西南山地，其目的也是保护该地区的生物物种和资源；第三是全球一体化，专业组织希望帮助中国建立标准和规划，帮助西方的工业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帮助中国企业与国际接轨，例如牙医协会帮助中国建立牙膏认证系统，律师协会帮助培训法官有关国际法的判读等。

　　这些组织每年在中国的投入大约在2亿美元左右，但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所投入的经费，如人员培训，学者交换计划，国际会议，新技术引进，规范制定等，对中国的发展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同时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努力，中国与外界交往更加便利，合作更加有效务实。国际民间组织十分注重中国职员的培训，“当地化”已不仅成为跨国企业在中国趋势，也成为国际民间组织的发展趋势。参与这些国际民间组织工作的中方职员和中国合作单位得到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并在许多领域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接轨。

　　国际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和谐社会”不但是经济发达，更重要的是思维的更新，行为的规划，物种的繁荣和贫富的均衡。国际民间组织正好在这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际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努力同时也将帮助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中国政府应该像欢迎国际企业一样欢迎他们，支持他们在中国开展项目和活动，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便利。